宋才发发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民族教育》论文
来源：未知 编辑：wf0101 时间：2021-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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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10月18日电 (记者 王峰) 民族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教育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重要基
北京10月18日电 (记者 王峰) 民族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教育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重要基础。国家通用语言为民族地区双语教育铺平道路，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文化是民族教育的基本功能。学校教育是培养全面发展优质人才的摇篮，职业教育是提升乡村人力资本的关键举措，高质量发展教育体系是民族教育的后发优势，教育法规是提升民族教育质量的根本保障。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民族教育发展的路径是：教育资源共享确保民族教育优先发展，继续推进和完善少数民族教育政策体系，加强汉语国际教育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民族教育评价指标体系。由广西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统计源期刊《经济与社会发展》，社长：林智荣，主编：陈梅云。2021年第2期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栏，发表宋才发教授《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民族教育》论文，责任编辑：周青。
宋才发教授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二级教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民委首届有突出贡献专家，广西民族大学特聘“相思湖讲席教授”，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民族法学学科团队领衔人，博士生导师。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民族教育
宋才发
习近平在2019年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搞好民族地区各级各类教育，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科学文化素质。”发展民族教育、提高民族教育质量，普遍提升各民族群众的科学文化素养，对于树立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加快推进民族地区实现现代化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民族教育基本观点诠释
民族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文盲率高达80%，其中，大部分农民群众没有接受过教育。”因而我国在对亿万农民群众开展“扫盲运动”的同时，还对农民群众有针对性的开展实用技术培训，以实现提高农民群众识字能力和技术水平的双赢。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的教育扶贫工作，大体经历了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艰辛探索、“输血式”教育扶贫和“造血式”教育扶贫三个具体发展阶段。与此相适应，我国教育扶贫的基本规律和历史进路，也经历了由“扶教育之贫”到“通过教育扶贫”的历史嬗变过程。国民教育在新时代的主要任务，“是在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同时提高教育质量，或者以提高教育质量为抓手破解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质教育需求。”民族教育在新时代承担的历史任务主要有三个：一是促进少数民族学生现代社会化，即通过民族教育增强少数民族学生的社会融合能力，塑造具有社会认同感的现代社会合格公民；二是培养少数民族学生中华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塑造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现代合格公民；三是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新生一代，对于他们自身民族属性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大力开展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设立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特殊补助专项，重点扶持和解决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以及“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区域教育脱贫攻坚问题。这些教育扶贫的重要举措，对于促进教育公平、推动民族教育事业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新时代的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是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抓手。长期以来民族教育积累和存在的诸多问题，不会由于2020年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而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譬如，民族教育还存在诸多弱项和短板，教育保障条件无论是硬件设施建设，还是软件设施建设都有待进一步改善，民族教育质量的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地方政府服务于民族教育发展的能力也有待进一步提高；民族教育过程以应试教育为导向、偏重于知识型灌输，而对于中华民族人文关怀、文明理念和文化精神明显重视不够；由于对中华民族文化资源整合不够，已经出现某些不健康的外来文化侵占青少年文化教育市场的现象，儿童动画片、电子游戏的外来文化植入问题十分突出；民族地区优质教师资源力量严重不足、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亟待提升的任务还相当艰巨。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民族教育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必须花大气力改变部分民族地区尚存的落后状况。国家民委、教育部等部委和地方政府机关，必须加大对民族教育的经费投入和帮扶力度，推动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建立，让民族地区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开放带来的积极成果。民族教育事业需要随着乡村振兴的快速推进，把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教育做深做细做扎实，把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教育体系、高质量教育水平工作落到实处。
民族教育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重要基础。民族地区高等院校本质上是“‘党和国家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而专门设立的，以继承、弘扬和发展我国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为基本功能的文化机构’，此基本功能又在根本上依赖于文化认同教育。”因而民族教育体系必须理念和价值先行。民族地区国民教育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基础，必须改变过去那种重知识轻价值的现象，增强中华文化教育的渗透功能，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体现中华文化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开展和推行各种各样的文化教育，都承载着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和发展的任务。在民族地区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教育，不断拓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的实践路径，符合我国“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实际，对完善国家认同体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个人对国家认同感的产生和发展，通常会受到各种复杂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影响，是“国家历史发展和个体社会化过程的结果”。大学阶段是青年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一个关键阶段，大学在这个阶段开展国家认同教育，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安全与稳定，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我国的国家认同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息息相关的。然而无论社会主要矛盾在未来发生多么大的变化，“国家认同教育过程中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和对党的领导的认同的根基教育都不能变。国家认同教育的根基就是对国家制度的认同，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对党的领导认同。要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学生认清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实现每个人的辉煌梦想。”大学“是一个印证各民族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的代表性场域”，民族地区高校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教育，有利于来自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学生，在大学学习和生活中彼此交流交融。因为“来自于不同民族、不同语言背景和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在接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性的文化发展共识，并进而相互黏合吸纳，孕育出新的文化内容，也即是大家普遍遵循的共同文化。在文化差异性与文化多样性的背景下，如果具备这样一种共同性文化，那么在出现文化冲突时，就能够以一种公平、通融的价值取向，在冲突主体之间实现双向度的交流沟通，从而达成各民族文化的‘兼收并蓄’与‘求同存异’。”
国家通用语言为民族地区双语教育铺平道路。民族语言是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标志和重要载体，是民族和国家共同体的意识表达，必须妥善地处理好民族语言与国家通用语言之间的关系。教学用语是学校通过教学工作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人才的工具，它不仅涉及到民族认同问题，而且涉及到国家认同问题。从共同体语言文字发展规律和逻辑体系上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通用语言文字为先，然后才是组成中华民族的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况且，我们推广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弱化，也不可能弱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譬如，自2017年秋季学期开始，新疆地区中小学全面实行国家通用语言授课。这个重大举措“对促进新疆地区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增强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的国家意识以及推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021年3月习近平在全国两会期间，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认真做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使用，不仅已成为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共同纽带，而且成为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共同纽带。民族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快速形成和走向成熟状态，工业化、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都得益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53个少数民族共同使用80多种语言，其中有22个民族共同使用28种文字。国家通用语言教育是指“以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的教育系统，其中一种语言常常是但并不一定是学生的第一语言。”因此，在民族自治地方开展的双语教学过程中，国家通用语言为民族地区双语教育铺平了道路。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推行双语教学，基本的目的和任务有两个：一是为了给少数民族培养各种急需建设人才，二是为了在学校青少年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在民族自治地方使用和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教育，并不妨碍当地少数民族群众正常地使用本民族语言，而是要为年青一代增添更多接受外来文化和掌握现代科技的本领。
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文化是民族教育的基本功能。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脉，为中华民族克服人世遭逢的困难提供了精神支撑。我国2013年发布的《关于推进职业院校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工作的意见》，要求推进民族传统文化融入学校教育全过程。2015年新修订的《教育法》第七条规定：“教育应当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2017年出台《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促使民族文化进校园成为当下民族教育的热点和亮点。民族教育的功能决定了民族地区学校的师生，有义务有责任把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好传承好。民族教育基本功能的有效发挥，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直接影响着国家资源配置和教育制度安排。再就民族教育教学中语言文字使用而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是哪个民族能够独占独有的，它属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族际语言工具。各民族只有通过通用语言文字工具来提升自我适应社会的能力，才能促进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与传承。民族文化是民族教育须臾不可缺少的“活化石”。德国著名教育家卡尔·雅思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说：“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雅思贝尔斯强调的是教育的基本功能，在人的思想观念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习近平在2014年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在这里所说的“培养”，实质上就是指要按照教育规律进行有目的的教育训练，发挥教育在保护、弘扬和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尤其是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功能作用。党和政府历来重视中华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和发展，国家2014年发布《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2017年发布《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等。在这些民族教育的指导性文件中，不仅提出要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而且对民族教育的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师队伍建设、考核方式改革等问题做出了详细规定。民族地区高等院校不仅相应地普遍开设了《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概论》课程，而且通过利用校本课程、特色专业课程等，多层次、多角度、多渠道传授中华文化知识，用以培育和铸牢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民族教育的基本内涵
学校教育是培养全面发展优质人才的摇篮。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培养优秀人才，全面提高入学率，让适龄的孩子们学习在学校、生活在学校、成长在学校。”一定的社会存在，决定一定的社会意识。民族地区的社会存在，决定了民族文化、民族教育的特色和个性。民族文化是民族教育具有鲜明特色和个性的重要资源，这种特色和个性深深地根植于当地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人口因素和生产方式之中。生产方式发生的重大改革和重要变化，必然引起抑或影响青少年对国家通用语言的积极认同。譬如，刚出学堂门的青少年外出务工，如果只懂得本民族语言而不通晓国家通用语言，势必影响寻找工作、提升技术水平和融入社会。学校教育是培养全面发展优质人才的摇篮，让青少年一代学会并通晓国家通用语言，是民族地区农村学校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如果不从社会变迁和未来发展的视角去思考国家通用语言在民族教育中的重要性，片面强调本民族语言的特殊性，就无法抓住农村学校民族教育的核心与实质。为了保障民族教育政策实施的连续性和有效性，教育部于2016年发布《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报告，强调学校教育要以科学性、时代性和民族性为基本原则。教育领域唯一的必然性就是承认差异性，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是以人的禀赋与缺陷为底色的。“为了充分发展人自身多方面的因素和特征，多样化是教育的唯一选择。”“但并不意味着民族文化差异性、特殊性可以超越普通教育的共性，甚至超越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统一性。”如果一味地谋求从地方政策体系构建和教学模式两个方面解决双语教学质量问题，无异于从根本上忽视了少数民族语言的社会制约性，其结果必然是隔靴搔痒治标不治本。最终必将危及和动摇学校培养全面发展优质人才的目标和方向，必须对这种危害性给予清醒的认识并寻求问题解决的路径。
职业教育是提升乡村人力资本的关键举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两个重要文件，提出要“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加快推进职业院校布局结构调整，加强县级职业教育中心建设，有针对性地设置专业和课程，满足乡村产业发展和振兴需要。”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职业教育要“对接科技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优化学校、专业布局，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和育人机制改革，以促进就业和适应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积极支持职业教育，着力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实践证明，职业教育是提升乡村人力资本的关键举措，是为当地培养符合经济社会发展技能人才的主要渠道。民族地区职业学校要推进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对接，要让每个贫困家庭的孩子都有通过接受教育，达到充分就业、能够实现人生出彩的机会，从教育制度和教育方式上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在2021年全国职业教育大会期间，习近平对职业教育做出重要指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坚持立德树人，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深入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建设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推动职普融通，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李克强对职业教育工作做出重要批示：“职业教育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促进就业创业创新、推动中国制造和服务上水平的重要基础。……要瞄准技术变革和产业优化升级的方向，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吸引更多青年接受职业技能教育，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效衔接。加强职业学校师资队伍和办学条件建设，优化完善教材和教学方式，探索中国特色学徒制，注重学生工匠精神和精益求精习惯的养成，努力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的支撑。”我国职业学校共有1300多个专业，几乎覆盖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据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有1.13万所职业学校，在校生达到3088万人，许多家庭因之而有了职业教育的第一代大学生。但是也应当看到，随着年轻人大量外出务工和进城打工，近十多年来农村“空心化”现象比较突出。李克强在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乡村振兴的本质是“人”的振兴，乡村振兴离不开强大的乡村人力资本。教育被公认为是当下助推乡村振兴、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职业教育是培养懂生产、懂管理、懂技术复合型人才的主渠道。即是说乡村能不能实现振兴？光靠“政府推动”和“社会帮助”是不行的，必须依靠生活在乡村村民的内生动力，靠农村教育打造“乡村人力资本”功能的发挥，靠职业教育提升“乡村人力资本”作用的体现，教育可以为农村产业兴旺奠定科技人才基础。为此，就要建立完善的农村流动人口技术培训体系，为实施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培养大批能够“出的来，也回得去”的本土人才。还要通过农村学校正规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以青少年为传播者、以义务教育为纽带，把传承乡村传统文化、乡村情景教学融入学校课堂。有条件的农村学校要增设具有地域人文特色的乡土课程，提升青少年科学文化素养和人文情怀，塑造新型乡村文化、打造新型乡风文明，促进乡村社会秩序和乡村生活环境的有效治理。
高质量发展教育体系是民族教育的后发优势。培养人么样的人？是现代教育的根本问题。机会平等是人的素质发展的制度性保障，人的各种素质是动态耦合过程，民族教育就是为少数民族群体，提供一个施展个人素质的适宜的学习环境。少年儿童任何一方面潜在素质和发展机会的非法被强制、贬抑都是教育不公平的体现，高质量发展教育体系是民族教育的后发优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十四五”乃至较长的时间内，要进一步提升民族教育的自治能力。应当看到教育自治权在民族地区的行使，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增强自主意识的体现。各级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教育“高质量发展支持体系”建设，集中力量解决好乡村振兴面临的这个农村教育发展的弱项，用法律体系和政策体系支撑处于起步阶段的民族教育自治能力建设。要加快制定国家层面的《少数民族教育条例》，也要加快制定出台地方层面的《少数民族教育条例》，确保“十四五”期间民族教育自治权的实施有法可依。本人在广西调研中发现，尽管《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教育促进条例》出台较晚，但广西从根本上抛弃了传统等、靠、要的落后观念，以主动出击的方式实现外在推力的效益最大化，以制度创新催生民族教育的后发优势，以法治保障实现民族教育优先发展、民族教育现代化。在全世界面临新冠肺炎疫情严峻威胁，经济增长急剧下滑的情势下，我国经济仍然保持着正增长的稳健态势。提高对“农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资金投入，建设和完善农村高质量发展教育体系，既是继续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又是民族教育显现后发优势的重要举措。当农村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各级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不能单纯追求投入数量，要把注意力转向支持“农村教育发展质量支持体系”上面去，转移到追求农村教育后发优势的动力、潜力和活力上面去。在“十四五”期间，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村教育短板领域的资金投入，进一步完善体现功能特征的教育资源配置政策，进一步完善体现农村地理特征的教育资源配置措施，进一步优化农村教育高质量发展师资能力建设支持体系，建立健全农村教育高质量发展评价制度支持体系。
教育法规是提升民族教育质量的根本保障。自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民族语言以及民族语言教育的合法地位、行为规则的基本原则。《教育法》第六条规定：“教育应当坚持立德树人，对受教育者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增强受教育者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国家在受教育者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进行理想、道德、纪律、法治、国防和民族团结的教育。”为促进农村教育事业的稳健发展，国家有关部委从立法上为民族教育质量提升提供法治保障，相继出台了《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学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的指导意见》《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督导评估监测办法》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各民族自治地方依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相继制定并出台了“民族自治条例”和“民族教育条例”。据有关资料显示，截至2017年我国有“6个省区已制定民族教育条例，9个自治州、8个自治旗、县制定或已起草民族教育条例；8个自治州和2个自治县已经制定义务教育条例。”民族教育基本内容和主要任务有三项：“一是民族自治地方公共教育承担推广国家通用语的职责；二是赋予少数民族语言通过公共教育进行传承和发展的自由与权利；三是因地制宜以少数民族语言为公共教育教学用语，确保使用母语的少数民族学生平等、有效的受教育机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和型塑，属于教育法规定的各级各类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范畴，教育法规是提升民族教育质量的根本保障。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既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又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党史教育的目的是执政党通过对自身历史的梳理，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全面领导能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学校的思想政治课和全国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都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的，应当把当下的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学校思想政治课之中。通过政治课的教育和学习，引导学生懂得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帮助学生牢固树立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需要漫灌式的理论灌输过程，更需要循循善诱、潜移默化式的理论浸润过程。为此，各级各类学校的思想政治课教育教学，必须融入形势教育、基本国情教育、历史教育等内容，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政治理论课教学全过程，增加相关的学术讲座、课堂讨论与必要的社会调查，促使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入耳入脑入心，使之成为政治必修课学分考试考核的重要内容。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民族教育发展路径
教育资源共享确保民族教育优先发展。2020年是民族地区尤其是原集中连片贫困区域的“脱贫摘帽”之年，这些世世代代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农民群体，终于赶上了与全国人民一道迈进小康社会的好时机，民族教育事业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契机。党和政府把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问题，摆到了前所未有的突出位置，明确规定国家将采取兜底方式确保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确保集中连片贫困区域民族教育优先发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国家致力于优质教育资源向西部民族地区倾斜，尽量补齐民族地区农村教育落后的短板，逐步实现城乡教育资源共享、城乡教育一体化均衡发展。“民族教育优先发展确保了教育资源共享的基本物质条件是民众安于在共同体中生活的前提，而优质物质条件是民众乐于在共同体中生活的重要原因。我国是多民族国家，社会经济基础和教育资源差异不仅存在于区域之间，也体现在各民族之间。……为了铸牢共同体意识和维系共同体存在，保障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物质利益是核心，在教育领域即是确保共同体成员获得的教育资源。”“十四五”期间，教育部门确保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政策落地实施，有利于民族教育优先发展目标的实现。教育部门要继续加大对民族地区尤其是边境地区的投资力度，改善农村学校校舍和基础设施建设，给农民子弟提供一个适宜的学习环境。具体地说，农村教育发展支持体系建设的经费投入，不能一味地追求投入数量的增长，而要注重农村教育质量的提升，注重向改革要动力、潜力和发展活力。譬如，“教育系统要大力推进农村地区义务教育提质升效，合理布局农村地区中小学校配置，加强寄宿制学校交通、住宿、管育方面的建设，让父母可以放心将子女送到寄宿制学校，在提高教育质量的同时，解放农村劳动力资源。”这对于补齐农村教育资源配置上的短板，完善体现农村教育更加公平、更有效率、更富活力的高质量发展目标体系，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和积极意义。
继续推进和完善少数民族教育政策体系。1954年制定的《宪法》第三条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各民族团结的行为。”“五四宪法”的这条规定，为实现各民族平等提供了宪法保障。我国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保障民族平等的法律法规体系，它集中地体现在公民“人身自由”“人身权利”不受任何侵犯；公民依法平等地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依法平等地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依法享有保持和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的自由权利等。民族自治地方的教育自治权是民族自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体成员通过行使教育自治权，坚持国家统一与民族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相结合，在教育自主治理中决定本民族的教育规划、培养适应和引领民族地区发展的民族人才，增强了共同体成员的主体意识，从而有力地促进共同体意识的构建。”农村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相对突出、民族教育相对滞后，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一定要积极推进农村教育事业发展，使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我国偏远地区和大多数民族地区，仍然存在农村教育环境较差、优质教育资源缺乏、教育资金不足的问题，一些贫困家庭仍然沿袭“脱贫返贫”和贫困代际传递问题。当下保障农村所有儿童接受义务教育权利的突出问题，已经不再只是解决适龄儿童“有没有学上”“有没有书读”的问题。而是要根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根本性转变，继续大力实施和推进少数民族教育政策体系，让农民子弟不仅“有学上”“有书读”，而且要“上好学”接受优质教育服务。习近平指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不断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教育是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业。”学校是培养未来有觉悟、有知识、有文化劳动者的高地，缩小“三大差别”必须从源头抓起，通过行之有效的“教育扶贫”政策措施，从根本上解决缩小城乡教育资源的差距。邓小平早就说过：“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习近平多次提到新时代“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说到底就是要为乡村振兴培养急需人才，培养乡村脱贫致富能手和带头人。新时代扶贫工作要与“三农问题”“乡村振兴”结合起来，解决好农民教育问题就是解决好“三农”内生动力问题；实施“科教兴农”发展战略问题，说到底是要通过教育和科技手段来振兴农业发展问题。农民群众只有掌握了更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够在农业生产实践中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够从根本上脱贫致富、提高实际劳动收入。
加强汉语国际教育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文化既是民族身份的象征，又是国家的精神家园。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扑面而来，全球性劳动力市场发育趋于成熟，人们的语言交流被公认为是获取新知识、新技能与谋求新的职业岗位的工具。要保持中华民族的文化个性，走出“欧洲中心主义”的阴影，促使中国企业和公民稳健地迈入国际舞台，就需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母语为核心，外语为工具”的原则，捍卫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威和尊严，加强汉语国际教育、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少数民族群众如果不能较好地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只是在国家内部会失去很多平等就业和竞争发展的机会，而且在国际交往交流中会丢失许多本应获得的份额，甚至有可能要付出被“边缘化”的沉重代价。学术理论界通常所论及的“语言安全”，是指“语言文字及其使用能够满足国家、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不出现影响国家、社会安全的语言问题，具体包括语言文字本身状况和语言文字使用与国家社会安全的关系。”因而不能单纯为了保护抑或复兴某种民族语言，因之而影响持有这种语言群体的正常社会流动。大到一个国家来说，中华文化的命运同样维系于国内和国际的交流语言上，一旦国家通用语言与共同文化走向衰落，必将给整个国家和中华民族带来悲哀。在中国政府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一带一路”的背景下，通过在海外加强汉语国际教育活动，构建共享与反馈的中华文化传播模式，汉语符号体系输出已在异国他乡深深地扎下根，使得汉语国际教育和海外华文教育如火如荼。据有关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2月4日，全球154个国家（地区）共建立548所孔子学院，开设1193个孔子课堂，全球学习使用汉语的海外华侨华人和其他外国朋友数量之多前所未有，并且呈现出低龄化趋势。”对海外华侨华人进行汉语和汉文化教育，既有利于海外华侨华人通过对汉语汉文化学习和接受的过程，促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海外传播以及中外文化交往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增强海外华侨华人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深刻了解，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中华文化的深刻认同。也有利于通过孔子学院的汉文化教学与传播，增进国外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的深入了解，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国际影响力，促进“中国话语体系”赢得国际社会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民族教育评价指标体系。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着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的重要内容。必须进一步落实《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精神，“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学校教育，纳入高校法治理论教学体系，做好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工作。”必须把对宪法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宣传教育融入各级各类校园文化，通过深入挖掘善良风俗、倡导传承优良家风活动，在“青少年成人礼”中设置“礼敬宪法”等环节，把宪法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不断增强青少年一代的宪法和法治观念。必须把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融入民族教育指标体系，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培育和塑造青少年一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定要从细节抓起、从小事做起，通过“建设各类宪法学习宣传教育基地，通过升国旗、奏唱国歌等仪式仪礼和开展重大节庆活动”，培养青少年一代的规则意识，提升青少年一代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在用同一把尺子衡量农村和城镇中小学教育质量的时候，需要正视农村学生学习条件与城镇学生之间的客观差距，肯定农村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勤奋努力，肯定农村学校与乡村教师的教育贡献。县级开展一年一度城乡一体的教育质量评价评估工作，一定要强化评价过程改进评价方式，充分发挥农村孩子吃苦耐劳的优势，尊重农村学校教育的基本特征，补齐农村学校教育的短板，精准改进农村学校教育教学体制机制，探索建立基于学生相对进步的教育评价制度。在农村学校教育教学活动中，应当注重服务当地社会的使命和社会职责，打造内容丰富、范围广泛、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社会服务模式。“十四五”期间，要建立结构良好的指标评价体系、实施综合评价制度，尤其要加强民族教育政策实施效果的“第三方评估”，采取“量化指标与质性指标结合的方式，改变单纯用考试成绩衡量农村学校教育质量的评价方法，对农村办学水平与教育质量进行系统的、全面的综合性评价。要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的要求，建设好农村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评价制度支持体系，推动农村中小学教育质量一步一个台阶的稳健提升。为了确保教育立法、执法到位和落地，有必要对那些不履行相关责任抑或不作为的领导者、实施者进行责任追究，并且在年度评优、晋级诸方面实行一票否决制。 （载《经济与社会发展》2021年第2期）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民族教育
宋才发
习近平在2019年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搞好民族地区各级各类教育，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科学文化素质。”发展民族教育、提高民族教育质量，普遍提升各民族群众的科学文化素养，对于树立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加快推进民族地区实现现代化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民族教育基本观点诠释
民族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文盲率高达80%，其中，大部分农民群众没有接受过教育。”因而我国在对亿万农民群众开展“扫盲运动”的同时，还对农民群众有针对性的开展实用技术培训，以实现提高农民群众识字能力和技术水平的双赢。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的教育扶贫工作，大体经历了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艰辛探索、“输血式”教育扶贫和“造血式”教育扶贫三个具体发展阶段。与此相适应，我国教育扶贫的基本规律和历史进路，也经历了由“扶教育之贫”到“通过教育扶贫”的历史嬗变过程。国民教育在新时代的主要任务，“是在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同时提高教育质量，或者以提高教育质量为抓手破解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质教育需求。”民族教育在新时代承担的历史任务主要有三个：一是促进少数民族学生现代社会化，即通过民族教育增强少数民族学生的社会融合能力，塑造具有社会认同感的现代社会合格公民；二是培养少数民族学生中华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塑造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现代合格公民；三是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新生一代，对于他们自身民族属性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大力开展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设立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特殊补助专项，重点扶持和解决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以及“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区域教育脱贫攻坚问题。这些教育扶贫的重要举措，对于促进教育公平、推动民族教育事业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新时代的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是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抓手。长期以来民族教育积累和存在的诸多问题，不会由于2020年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而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譬如，民族教育还存在诸多弱项和短板，教育保障条件无论是硬件设施建设，还是软件设施建设都有待进一步改善，民族教育质量的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地方政府服务于民族教育发展的能力也有待进一步提高；民族教育过程以应试教育为导向、偏重于知识型灌输，而对于中华民族人文关怀、文明理念和文化精神明显重视不够；由于对中华民族文化资源整合不够，已经出现某些不健康的外来文化侵占青少年文化教育市场的现象，儿童动画片、电子游戏的外来文化植入问题十分突出；民族地区优质教师资源力量严重不足、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亟待提升的任务还相当艰巨。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民族教育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必须花大气力改变部分民族地区尚存的落后状况。国家民委、教育部等部委和地方政府机关，必须加大对民族教育的经费投入和帮扶力度，推动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建立，让民族地区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开放带来的积极成果。民族教育事业需要随着乡村振兴的快速推进，把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教育做深做细做扎实，把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教育体系、高质量教育水平工作落到实处。
国家通用语言为民族地区双语教育铺平道路。民族语言是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标志和重要载体，是民族和国家共同体的意识表达，必须妥善地处理好民族语言与国家通用语言之间的关系。教学用语是学校通过教学工作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人才的工具，它不仅涉及到民族认同问题，而且涉及到国家认同问题。从共同体语言文字发展规律和逻辑体系上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通用语言文字为先，然后才是组成中华民族的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况且，我们推广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弱化，也不可能弱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譬如，自2017年秋季学期开始，新疆地区中小学全面实行国家通用语言授课。这个重大举措“对促进新疆地区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增强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的国家意识以及推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021年3月习近平在全国两会期间，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认真做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使用，不仅已成为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共同纽带，而且成为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共同纽带。民族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快速形成和走向成熟状态，工业化、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都得益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53个少数民族共同使用80多种语言，其中有22个民族共同使用28种文字。国家通用语言教育是指“以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的教育系统，其中一种语言常常是但并不一定是学生的第一语言。”因此，在民族自治地方开展的双语教学过程中，国家通用语言为民族地区双语教育铺平了道路。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推行双语教学，基本的目的和任务有两个：一是为了给少数民族培养各种急需建设人才，二是为了在学校青少年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在民族自治地方使用和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教育，并不妨碍当地少数民族群众正常地使用本民族语言，而是要为年青一代增添更多接受外来文化和掌握现代科技的本领。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民族教育的基本内涵
学校教育是培养全面发展优质人才的摇篮。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培养优秀人才，全面提高入学率，让适龄的孩子们学习在学校、生活在学校、成长在学校。”一定的社会存在，决定一定的社会意识。民族地区的社会存在，决定了民族文化、民族教育的特色和个性。民族文化是民族教育具有鲜明特色和个性的重要资源，这种特色和个性深深地根植于当地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人口因素和生产方式之中。生产方式发生的重大改革和重要变化，必然引起抑或影响青少年对国家通用语言的积极认同。譬如，刚出学堂门的青少年外出务工，如果只懂得本民族语言而不通晓国家通用语言，势必影响寻找工作、提升技术水平和融入社会。学校教育是培养全面发展优质人才的摇篮，让青少年一代学会并通晓国家通用语言，是民族地区农村学校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如果不从社会变迁和未来发展的视角去思考国家通用语言在民族教育中的重要性，片面强调本民族语言的特殊性，就无法抓住农村学校民族教育的核心与实质。为了保障民族教育政策实施的连续性和有效性，教育部于2016年发布《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报告，强调学校教育要以科学性、时代性和民族性为基本原则。教育领域唯一的必然性就是承认差异性，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是以人的禀赋与缺陷为底色的。“为了充分发展人自身多方面的因素和特征，多样化是教育的唯一选择。”“但并不意味着民族文化差异性、特殊性可以超越普通教育的共性，甚至超越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统一性。”如果一味地谋求从地方政策体系构建和教学模式两个方面解决双语教学质量问题，无异于从根本上忽视了少数民族语言的社会制约性，其结果必然是隔靴搔痒治标不治本。最终必将危及和动摇学校培养全面发展优质人才的目标和方向，必须对这种危害性给予清醒的认识并寻求问题解决的路径。
职业教育是提升乡村人力资本的关键举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两个重要文件，提出要“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加快推进职业院校布局结构调整，加强县级职业教育中心建设，有针对性地设置专业和课程，满足乡村产业发展和振兴需要。”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职业教育要“对接科技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优化学校、专业布局，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和育人机制改革，以促进就业和适应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积极支持职业教育，着力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实践证明，职业教育是提升乡村人力资本的关键举措，是为当地培养符合经济社会发展技能人才的主要渠道。民族地区职业学校要推进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对接，要让每个贫困家庭的孩子都有通过接受教育，达到充分就业、能够实现人生出彩的机会，从教育制度和教育方式上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在2021年全国职业教育大会期间，习近平对职业教育做出重要指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坚持立德树人，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深入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建设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推动职普融通，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李克强对职业教育工作做出重要批示：“职业教育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促进就业创业创新、推动中国制造和服务上水平的重要基础。……要瞄准技术变革和产业优化升级的方向，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吸引更多青年接受职业技能教育，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效衔接。加强职业学校师资队伍和办学条件建设，优化完善教材和教学方式，探索中国特色学徒制，注重学生工匠精神和精益求精习惯的养成，努力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的支撑。”我国职业学校共有1300多个专业，几乎覆盖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据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有1.13万所职业学校，在校生达到3088万人，许多家庭因之而有了职业教育的第一代大学生。但是也应当看到，随着年轻人大量外出务工和进城打工，近十多年来农村“空心化”现象比较突出。李克强在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乡村振兴的本质是“人”的振兴，乡村振兴离不开强大的乡村人力资本。教育被公认为是当下助推乡村振兴、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职业教育是培养懂生产、懂管理、懂技术复合型人才的主渠道。即是说乡村能不能实现振兴？光靠“政府推动”和“社会帮助”是不行的，必须依靠生活在乡村村民的内生动力，靠农村教育打造“乡村人力资本”功能的发挥，靠职业教育提升“乡村人力资本”作用的体现，教育可以为农村产业兴旺奠定科技人才基础。为此，就要建立完善的农村流动人口技术培训体系，为实施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培养大批能够“出的来，也回得去”的本土人才。还要通过农村学校正规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以青少年为传播者、以义务教育为纽带，把传承乡村传统文化、乡村情景教学融入学校课堂。有条件的农村学校要增设具有地域人文特色的乡土课程，提升青少年科学文化素养和人文情怀，塑造新型乡村文化、打造新型乡风文明，促进乡村社会秩序和乡村生活环境的有效治理。
高质量发展教育体系是民族教育的后发优势。培养人么样的人？是现代教育的根本问题。机会平等是人的素质发展的制度性保障，人的各种素质是动态耦合过程，民族教育就是为少数民族群体，提供一个施展个人素质的适宜的学习环境。少年儿童任何一方面潜在素质和发展机会的非法被强制、贬抑都是教育不公平的体现，高质量发展教育体系是民族教育的后发优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十四五”乃至较长的时间内，要进一步提升民族教育的自治能力。应当看到教育自治权在民族地区的行使，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增强自主意识的体现。各级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教育“高质量发展支持体系”建设，集中力量解决好乡村振兴面临的这个农村教育发展的弱项，用法律体系和政策体系支撑处于起步阶段的民族教育自治能力建设。要加快制定国家层面的《少数民族教育条例》，也要加快制定出台地方层面的《少数民族教育条例》，确保“十四五”期间民族教育自治权的实施有法可依。本人在广西调研中发现，尽管《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教育促进条例》出台较晚，但广西从根本上抛弃了传统等、靠、要的落后观念，以主动出击的方式实现外在推力的效益最大化，以制度创新催生民族教育的后发优势，以法治保障实现民族教育优先发展、民族教育现代化。在全世界面临新冠肺炎疫情严峻威胁，经济增长急剧下滑的情势下，我国经济仍然保持着正增长的稳健态势。提高对“农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资金投入，建设和完善农村高质量发展教育体系，既是继续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又是民族教育显现后发优势的重要举措。当农村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各级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不能单纯追求投入数量，要把注意力转向支持“农村教育发展质量支持体系”上面去，转移到追求农村教育后发优势的动力、潜力和活力上面去。在“十四五”期间，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村教育短板领域的资金投入，进一步完善体现功能特征的教育资源配置政策，进一步完善体现农村地理特征的教育资源配置措施，进一步优化农村教育高质量发展师资能力建设支持体系，建立健全农村教育高质量发展评价制度支持体系。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民族教育发展路径
教育资源共享确保民族教育优先发展。2020年是民族地区尤其是原集中连片贫困区域的“脱贫摘帽”之年，这些世世代代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农民群体，终于赶上了与全国人民一道迈进小康社会的好时机，民族教育事业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契机。党和政府把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问题，摆到了前所未有的突出位置，明确规定国家将采取兜底方式确保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确保集中连片贫困区域民族教育优先发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国家致力于优质教育资源向西部民族地区倾斜，尽量补齐民族地区农村教育落后的短板，逐步实现城乡教育资源共享、城乡教育一体化均衡发展。“民族教育优先发展确保了教育资源共享的基本物质条件是民众安于在共同体中生活的前提，而优质物质条件是民众乐于在共同体中生活的重要原因。我国是多民族国家，社会经济基础和教育资源差异不仅存在于区域之间，也体现在各民族之间。……为了铸牢共同体意识和维系共同体存在，保障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物质利益是核心，在教育领域即是确保共同体成员获得的教育资源。”“十四五”期间，教育部门确保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政策落地实施，有利于民族教育优先发展目标的实现。教育部门要继续加大对民族地区尤其是边境地区的投资力度，改善农村学校校舍和基础设施建设，给农民子弟提供一个适宜的学习环境。具体地说，农村教育发展支持体系建设的经费投入，不能一味地追求投入数量的增长，而要注重农村教育质量的提升，注重向改革要动力、潜力和发展活力。譬如，“教育系统要大力推进农村地区义务教育提质升效，合理布局农村地区中小学校配置，加强寄宿制学校交通、住宿、管育方面的建设，让父母可以放心将子女送到寄宿制学校，在提高教育质量的同时，解放农村劳动力资源。”这对于补齐农村教育资源配置上的短板，完善体现农村教育更加公平、更有效率、更富活力的高质量发展目标体系，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和积极意义。
继续推进和完善少数民族教育政策体系。1954年制定的《宪法》第三条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各民族团结的行为。”“五四宪法”的这条规定，为实现各民族平等提供了宪法保障。我国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保障民族平等的法律法规体系，它集中地体现在公民“人身自由”“人身权利”不受任何侵犯；公民依法平等地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依法平等地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依法享有保持和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的自由权利等。民族自治地方的教育自治权是民族自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体成员通过行使教育自治权，坚持国家统一与民族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相结合，在教育自主治理中决定本民族的教育规划、培养适应和引领民族地区发展的民族人才，增强了共同体成员的主体意识，从而有力地促进共同体意识的构建。”农村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相对突出、民族教育相对滞后，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一定要积极推进农村教育事业发展，使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我国偏远地区和大多数民族地区，仍然存在农村教育环境较差、优质教育资源缺乏、教育资金不足的问题，一些贫困家庭仍然沿袭“脱贫返贫”和贫困代际传递问题。当下保障农村所有儿童接受义务教育权利的突出问题，已经不再只是解决适龄儿童“有没有学上”“有没有书读”的问题。而是要根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根本性转变，继续大力实施和推进少数民族教育政策体系，让农民子弟不仅“有学上”“有书读”，而且要“上好学”接受优质教育服务。习近平指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不断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教育是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业。”学校是培养未来有觉悟、有知识、有文化劳动者的高地，缩小“三大差别”必须从源头抓起，通过行之有效的“教育扶贫”政策措施，从根本上解决缩小城乡教育资源的差距。邓小平早就说过：“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习近平多次提到新时代“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说到底就是要为乡村振兴培养急需人才，培养乡村脱贫致富能手和带头人。新时代扶贫工作要与“三农问题”“乡村振兴”结合起来，解决好农民教育问题就是解决好“三农”内生动力问题；实施“科教兴农”发展战略问题，说到底是要通过教育和科技手段来振兴农业发展问题。农民群众只有掌握了更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够在农业生产实践中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够从根本上脱贫致富、提高实际劳动收入。
加强汉语国际教育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文化既是民族身份的象征，又是国家的精神家园。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扑面而来，全球性劳动力市场发育趋于成熟，人们的语言交流被公认为是获取新知识、新技能与谋求新的职业岗位的工具。要保持中华民族的文化个性，走出“欧洲中心主义”的阴影，促使中国企业和公民稳健地迈入国际舞台，就需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母语为核心，外语为工具”的原则，捍卫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威和尊严，加强汉语国际教育、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少数民族群众如果不能较好地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只是在国家内部会失去很多平等就业和竞争发展的机会，而且在国际交往交流中会丢失许多本应获得的份额，甚至有可能要付出被“边缘化”的沉重代价。学术理论界通常所论及的“语言安全”，是指“语言文字及其使用能够满足国家、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不出现影响国家、社会安全的语言问题，具体包括语言文字本身状况和语言文字使用与国家社会安全的关系。”因而不能单纯为了保护抑或复兴某种民族语言，因之而影响持有这种语言群体的正常社会流动。大到一个国家来说，中华文化的命运同样维系于国内和国际的交流语言上，一旦国家通用语言与共同文化走向衰落，必将给整个国家和中华民族带来悲哀。在中国政府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一带一路”的背景下，通过在海外加强汉语国际教育活动，构建共享与反馈的中华文化传播模式，汉语符号体系输出已在异国他乡深深地扎下根，使得汉语国际教育和海外华文教育如火如荼。据有关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2月4日，全球154个国家（地区）共建立548所孔子学院，开设1193个孔子课堂，全球学习使用汉语的海外华侨华人和其他外国朋友数量之多前所未有，并且呈现出低龄化趋势。”对海外华侨华人进行汉语和汉文化教育，既有利于海外华侨华人通过对汉语汉文化学习和接受的过程，促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海外传播以及中外文化交往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增强海外华侨华人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深刻了解，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中华文化的深刻认同。也有利于通过孔子学院的汉文化教学与传播，增进国外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的深入了解，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国际影响力，促进“中国话语体系”赢得国际社会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民族教育评价指标体系。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着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的重要内容。必须进一步落实《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精神，“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学校教育，纳入高校法治理论教学体系，做好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工作。”必须把对宪法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宣传教育融入各级各类校园文化，通过深入挖掘善良风俗、倡导传承优良家风活动，在“青少年成人礼”中设置“礼敬宪法”等环节，把宪法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不断增强青少年一代的宪法和法治观念。必须把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融入民族教育指标体系，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培育和塑造青少年一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定要从细节抓起、从小事做起，通过“建设各类宪法学习宣传教育基地，通过升国旗、奏唱国歌等仪式仪礼和开展重大节庆活动”，培养青少年一代的规则意识，提升青少年一代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在用同一把尺子衡量农村和城镇中小学教育质量的时候，需要正视农村学生学习条件与城镇学生之间的客观差距，肯定农村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勤奋努力，肯定农村学校与乡村教师的教育贡献。县级开展一年一度城乡一体的教育质量评价评估工作，一定要强化评价过程改进评价方式，充分发挥农村孩子吃苦耐劳的优势，尊重农村学校教育的基本特征，补齐农村学校教育的短板，精准改进农村学校教育教学体制机制，探索建立基于学生相对进步的教育评价制度。在农村学校教育教学活动中，应当注重服务当地社会的使命和社会职责，打造内容丰富、范围广泛、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社会服务模式。“十四五”期间，要建立结构良好的指标评价体系、实施综合评价制度，尤其要加强民族教育政策实施效果的“第三方评估”，采取“量化指标与质性指标结合的方式，改变单纯用考试成绩衡量农村学校教育质量的评价方法，对农村办学水平与教育质量进行系统的、全面的综合性评价。要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的要求，建设好农村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评价制度支持体系，推动农村中小学教育质量一步一个台阶的稳健提升。为了确保教育立法、执法到位和落地，有必要对那些不履行相关责任抑或不作为的领导者、实施者进行责任追究，并且在年度评优、晋级诸方面实行一票否决制。 （载《经济与社会发展》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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